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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2016-06-28 23:05:16 來源:亮劍軍事網

劉伯承元帥不僅是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、政治家、軍事家,而且是優秀的軍事教育家,為我軍軍事院校教育的奠基和發展作出了卓越的貢獻。劉伯承有一句名言,“軍事科學的理論必須是與實踐相結合的理論,它是直接地、明顯地受著戰爭勝負、流血多少的檢驗的。”

在長期的革命戰爭中,劉伯承深知:古今中外任何有力量的軍隊,都不能“不教而戰”;凡有才干的軍事家,都懂得首先教育訓練干部。“治軍先治校”,是他的一貫主張,也貫穿其軍旅生涯始終。

辛亥革命爆發后,劉伯承到萬縣參加響應革命的學生軍,從此開始其輝煌的軍旅生涯。1912年2月至12月,他考入重慶軍政府將弁學堂受訓,因成績優異被選入速成班學習,畢業后擔任川軍第5師司務長一職。舊軍校正規的教育,不僅初步奠定了他的軍事理論造詣,而且賦予他“治軍先治校”的“舊式經驗”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1926年12月,劉伯承與朱德等發動瀘州、順慶(今南充)起義,擔任國民革命軍四川各路總指揮,并率起義部隊與四川軍閥作戰,策應北伐戰爭,實現了中共中央關于抑制川軍東出威脅武漢的戰略目的。

就在瀘州、順慶起義成功后,他就在所屬部隊辦起了軍政學校并親任校長,這是他“治軍先治校”理念化為實踐的開始。通過治校,使許多剛剛脫離北洋軍閥系統的舊軍官接受了新式軍事、政治思想,站到進步方面來。

1927年8月,南昌起義終以失敗告終。究其原因,劉伯承認為:除了敵人力量過于強大之外,沒有形成共產黨對軍隊的堅強領導,沒有對部隊實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等因素,是南昌起義“根本的弱點”。

同年12月起,受中共中央派遣,劉伯承先后進入莫斯科高級步兵學校、蘇聯最高軍事學府伏龍芝軍事學院學習。在蘇聯學習兩年半,他刻苦攻讀了馬恩列斯的軍事著作和外國許多軍事家的名著,因而大大開闊了眼界,加上對南昌起義失敗的思考,更加堅定“治軍必治校”的信念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1930年7月底,劉伯承返抵上海,出任中共中央軍委參謀長,協助周恩來舉辦短期軍事訓練班,訓練中共各省、特委負責人和中央機關干部,增強他們開展武裝斗爭的能力,這是他“第一次從事紅色軍事教育”。

期間,他負責講授暴動方略和游擊戰、運動戰戰術,并為中央軍委翻譯了《蘇軍步兵戰斗條令》,校譯了《蘇軍政治工作條例》、《游擊隊怎樣動作》等材料,一方面作為訓練班教材,一方面發到各革命根據地的紅軍學校,促進了中國工農紅軍的早期建設。

1932年1月,劉伯承直接奔赴江西中央革命根據地,接替葉劍英出任中國工農紅軍學校(實際上是紅一方面軍紅軍大學)校長兼政委,直至同年10月中旬調任中國工農紅軍總參謀長。

期間,他針對紅軍以運動戰為主的實際,大力培養運動戰人才,貢獻卓著。遵義會議后,紅軍在毛澤東指揮下所向披靡。兩相比較,劉伯承深為毛澤東的卓越指揮才能所折服。以后,隨著毛澤東軍事思想科學理論體系的形成,他更加自覺地宣傳和貫徹毛澤東軍事思想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1935年9月,紅四方面軍總部成立了紅軍大學(紅大),開設高級指揮科、上級指揮科和上級政治科,由劉伯承調任校長兼政委。當時,正值紅四方面軍在張國燾獨斷專行的指揮下,開始大舉南下。

為治好這支被張國燾帶向錯誤方向的大軍,他堅決與朱德等同志站在一起,從整個黨和紅軍生死存亡的大局出發,置個人生死榮辱于度外,積極維護紅大中紅一、四方面軍學員之間的團結,并通過他們影響部隊回到正確軌道。

1936年6月,賀龍、任弼時等率領的紅二、六軍團到達甘孜,與紅四方面軍會師,隨即組建紅二方面軍。7月初,劉伯承應邀到紅二方面軍,給指戰員作打敵人騎兵的戰術報告,提出了提高信心、接敵處置、利用地形、武器運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則。

講解了打騎兵的隊形、追擊、有組織的后移以及平時加強演練等問題,深受賀龍欽佩。經他力陳,劉伯承隨紅二方面軍行動,出任方面軍紅軍大學校長,成為我軍歷史上唯一主持過三大主力紅軍軍事教育的人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作為紅二方面軍大學校長,劉伯承不負眾望。1936年9月20日,他寫出《我從實戰中聯想到我軍教育要注意的事項》一文,從軍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訓練、教育的要求。

特別是提出了進攻、防御、迂回、行軍、宿營、警戒以及野戰等一系列戰術要則與訓練方法,對加強紅二方面軍的軍事素質貢獻至大。同年12月,紅二、四方面軍兩所大學都并入抗日紅軍大學(后稱抗日軍政大學,簡稱抗大),劉伯承順理成章地成為唯一的副校長。

關于“理論與實際相結合”,劉伯承本人就是行家里手。劉伯承曾說:我們辦好學校要有方針,方針就是抗大的方針。抗大的方針,就是毛澤東同志提出的三句話:“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,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,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。”

這個方針的核心是堅持辦校的正確方向,就是軍事院校教育要為黨和軍隊的政治需要服務,為部隊建設服務。抗戰爆發后,劉伯承主持的軍事院校(包括隨營學校、訓練班)始終遵循上述方針,并繼承了抗大的校風“團結、緊張、嚴肅、活潑”,保持和發揚了我軍院校教育的好傳統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1937年8月,工農紅軍改編為八路軍,劉伯承擔任一二九師師長。早在抗戰初期,他就對一二九師隨營學校指示:將毛澤東軍事論著,作為“第一種教材”。

他認為,毛澤東軍事思想,人民軍隊戰史尤其是較近的實戰戰例,應作為第一種教材,只有這樣才可以正其本;而日軍的軍事條令、教令等可作為“第二種教材”,只有這樣才能用以分析研究作戰對象的特點和戰術;

蘇軍的一些條令和軍事理論則可作為“第三種教材”,可以開闊眼界,推動軍事教育的發展。整個抗戰時期,參加一二九師的絕大多數是工農分子,他們政治覺悟高,作戰勇敢,但是文化水平較低。

在劉伯承的關懷和號召下,部隊辦起了許多掃盲班、文化班,掀起學習文化的熱潮。為練成抗日鐵軍,他還“運籌帷幄、先勝教場”,先后辦過師訓練隊(班)、師隨營學校、師輪訓隊、師參謀訓練班等,大力培養軍事、政治、參謀人才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由于他的深謀遠慮和把“治軍先治校”理念化為實踐,一二九師軍事素養聞名八路軍、新四軍,成為“華北抗日鐵軍中的鐵軍”。

1945年9月,日寇剛剛投降,國共兩軍拉開戰幕。劉伯承領導的晉冀魯豫地區人民軍隊,仍然強調“治軍先治校”,各級隨營學校建制齊全,對加強部隊軍政素養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。

1948年9月2日,中原軍政大學成立,時任中原野戰軍司令員的劉伯承兼任校長和政委。由于劉伯承的“名頭”,中原軍政大學在各軍政大學中風頭一時無兩,為中原(第二)野戰軍培養了大批軍政干才,為中國人民解放戰爭的勝利提供了軍事人才支撐。

七亙村伏擊戰的勝利原因:劉伯承指揮的三個特點

七亙村伏擊戰是抗日戰爭時期八路軍實施伏擊作戰的經典戰例,也是劉伯承元帥戰術指揮的一個亮點。有軍事學者歸納了這次戰斗所體現出的三個突出的特點:

第一,從戰略全局研判戰場走勢,詳細掌握日軍情況,判斷準確,料事如神

劉伯承元帥指揮作戰的一個重要特點,就是在作戰時具有極強的全局意識,這在七亙村伏擊戰的策劃和指揮過程中也有鮮明的體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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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制定作戰計劃時,時任一二九師師長的劉伯承,并沒有把正太鐵路沿線的敵人孤立看待,而是把他們在正太鐵路附近的軍事行動和整個晉北地區的戰局 以及日軍的全盤戰略部署、作戰意圖聯系起來,由此選擇了七亙村這個既可以影響El軍整個進軍計劃,同時又是日軍進軍中的薄弱環節作為進攻點,集中力量,狠 狠痛擊,收到了“牽一發而動全身”的效果。

同時,劉伯承師長還十分重視對日軍情報的收集和分析工作。他常說:“五行不定,輸得干干凈凈”。何為“五行”?“五行”,即任務、敵情、我情、地形、時間,掌握這五要素是戰爭取勝的基礎和關鍵。所以,在每次重

大戰役前,劉伯承元帥都要對這五要素進行認真分析,從而以奇制勝。七亙村戰斗也不例外。在日軍急于南下、馳攻太原的前提下,兩次伏擊的戰機可謂 稍縱即逝,如果情報稍有延誤或指揮員稍有猶豫,都不會有這次戰斗的勝利。

而劉伯承師長從日軍進駐測魚鎮時就對敵人密切關注,還根據敵人進攻部隊進軍過快、 給養輜重急于前運的特點,判斷出日軍必然要經過七亙村運送輜重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第一次伏擊成功后,劉伯承元帥又根據情報,判斷出日軍將會在七亙村再次通過,從而大膽地下 定作戰決心,再次在同一地點伏擊成功,做到了判斷準確,料事如神!可以說,戰斗勝利的取得,與劉伯承元帥良好的全局觀和對敵軍情報的準確掌握是分不開的。

第二,通過誘敵,惑敵,利用敵人的錯覺和不意,反常用兵

指揮員的膽識和魄力,是影響作戰決心下定的重要因素;指揮員的智慧和謀略,則是形成作戰戰術安排、引導戰斗走向勝利的首要條件。劉伯承元帥在指揮中高人一籌的智慧和謀略,在七亙村戰斗中也得到了充分體現。

古人在兵法中強調“戰勝不復”,認為重復使用同一種計謀或戰術,會使敵人產生警惕,難以收到出其不意的作戰效果,也就難以取得勝利,這是戰爭的 常理。然而,當敵人也根據“戰勝不復”的道理推測我軍行動時,我軍偏偏來個“如法炮制”的“戰勝有復”,又恰恰能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,這就叫靈活用兵,不 拘常規。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劉伯承元帥善于打破常規,能夠從實際出發活用原則,創造性地用謀施計,對前人的經驗“師其意而不泥其跡”,為后人樹立了靈活用兵的典范。

第三,充分利用有利地形,部隊行動隱蔽突然

戰場地形的選擇是伏擊戰能否取勝的關鍵。七亙村伏擊戰取勝的一個重要原因,就是該村附近特殊的地形條件,這為我軍作戰提供了很大的便利。

劉伯承 元帥在選擇地形時親歷親為,十分謹慎。經過細致偵察、現場勘測,他們選中了七亙村附近狹長的峽谷地帶、日軍行進的必經之路。這里路窄、谷深,回旋余地小, 隊形調整難,日軍經過時,左右無從遮蔽,首尾不能相顧。

是我軍進行伏擊的理想戰場。選定地形后,劉伯承元帥又指揮我軍伏擊部隊輕裝簡行,利用茫茫夜色和太 行山山勢的掩護,悄悄潛伏在預定戰場周圍,給予路過的日軍突然打擊,最終成功創造了我軍在三天之內兩次伏擊成功的光輝戰績!

劉伯承抗戰治軍:日軍軍令是第二種教材

后來,劉伯承元帥親自把這次伏擊戰的經驗總結為“重疊待伏”戰術,為我國兵法的發展添上了光輝的一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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